985高校新生面临专业分流挑战，应对策略全解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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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上学期，他曾目睹某个同学提交了2万字的课程论文，而老师的要求仅为4000字左右。还有一些同学，为了提高线上课程的平均成绩，每个单元会多刷3-4遍测试题，总计多刷20余遍。

很快，陈曦也被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影响。为了一门西方文化通论的专业课，他每次都会将老师的讲解全程录音，回到寝室后，再花一个半小时重新巩固一遍。渐渐地，陈曦发现自己陷入了“攀比”的怪圈，每次有课程布置了论文，他都会旁敲侧击地询问同学写了多少字，然后自己再写更多字。即使他心里明白，论文的质量和字数不是正比关系。

图 | 陈曦超额完成作业

这一切，都是在为一年后的专业分流做准备，考试绩点决定了他们能否分进理想的专业，倒计时的号角在进入校园第一天便吹响了，从此所有人都只顾埋头狂奔。

陈曦没想到，自己刚刚进入新环境，还没搞清楚教学楼怎么走，就要投身大学的第一场“战斗”了，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虽然专业分流在大一结束时才会到来，但已常常让陈曦陷入焦虑：“万一分不进新闻学专业怎么办？到时候要不要降一级转去英语系？”

大一上学期结束后，陈曦的绩点排在班级前20名，分流进入新闻学的胜算很大，但他仍然不敢放松警惕，“考入985高校的同学，哪个是等闲之辈呢？”在日渐紧张的竞争氛围中，前20名的排位随时可能发生波动。陈曦下定决心，必须在下学期更拼命才行。原本以为进入大学后就可以放松了，谁曾想，这么快又进入了高三甚至高四模式。

2020年9月，陈曦考入华东师范大学，上海四所985高校之一。高考后填报志愿，他一心想报考新闻学专业，梦想毕业后进入电视台，能去最前线跑新闻。陈曦如愿被第一志愿录取——新闻传播学类，只是那时他还不清楚，这仅仅代表他进入了大类专业，而接下来的专业分流，才能决定他是进入新闻学专业还是编辑出版专业。

陈曦所在的班级，有70位同学，大一结束后，所有人会再次划分专业。学院告诉他们，专业分流会按照大家的兴趣进行，学生只需要向学院填报自己的意向专业。但现实情况是，全班除了两人填报编辑出版，其余人都将新闻学作为第一志愿。竞争如此激烈，学院只好按大一学年的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录取。

随着通识教育成为高校改革的趋势，国内大学纷纷投身“大类招生”的浪潮，将几个学科类似的专业合并进行招生，在1-2年内对学生进行基础培养后，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分流培养。

2001年，北京大学启动“元培计划”，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、高年级实行专业教育，被视为大类招生本土化探索的开端。截至2020年，首轮134所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中，除军事院校外，共有115所高校实施了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，占比 85.82%。

然而，打包容易分流难，大类招生隐藏的一系列问题，都在专业分流时浮出水面。为了争夺热门专业，高校学子展开了“绩点为王”的厮杀，同校生之间的强强竞争，引发了“年年期末胜高考”的现象。

就读于同济大学的严华，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一路在中考、高考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并一心想报考建筑专业。当初，受到该校的招生政策限制，他只能选择“建筑规划景观与设计类”的大类专业，该大类共分为六个下级专业：建筑学、城乡规划、风景园林等。按照学院要求，每个专业的分流学生数量有限，对热门专业而言，“志愿优先”便转化为“综合成绩优先”，以名次论高下。

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，严华经历了高考延期，居家备考期间压力倍增。为冲刺高考，高中三年他从来不碰手机、娱乐和游戏。进入大学后，本以为可以劳逸结合，没想到很快又卷入了下一个激流。

如今回看，严华认为自己“缺乏危机意识”，一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纵观其他同学，在寝室学习到深夜是日常，课堂之外还会进行拓展学习。对于老师布置的房间作图，严华只会画出房间的基本结构，但有些同学会勾勒出房间的具体陈设，精细程度不亚于照片。通常做完电子稿之后，严华会将机刻模型打印出来，裁剪拼贴成作品交给老师，一次花费200-300元，而有些同学会将整个设计模型进行3D打印，一次费用在1500元左右。

图 | 严华设计初期的概念模型

不由自主地，严华也被周边的氛围同化，凌晨3点睡觉成了他的常态。某个交作业的前夕，他忍不住在高中同学群里“哀嚎”道：“做设计太痛苦了。”

如果说，在这场分流之战里，陈曦和严华尚有百分百的搏斗空间，那么徐宇的命运在进入高校前就被决定了一半，只剩下另外一半的空间给他争取。

2020年，徐宇考入上海交通大学，进入该校工科试验班的大类专业。最初，他只看重学校的名望和实力，并不关心专业分流的细则。然而，当他真正头顶名校光环后，才发现前方的挑战远未结束。

“大类招生感觉就像捆绑销售，热门的、冷门的、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，都放在一起分流。”徐宇说。工科试验班的分流，主要由高考成绩排名决定，徐宇的高考省内排名在1000名左右，几乎与热门专业无缘，更不要说他最心仪的软件工程专业。

明确自己的处境后，徐宇并未放弃专业分流的竞争。在得知校内测试内容范围后，他又把高中数学捡了起来，并下载了一个MBA软件，反复练习逻辑题。但相比之下，他仍不是最拼的那个，“我一个室友为了冲击最热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，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，其余时间都在学习。”

高考之后，万千学子再次踏上了独木桥。

有人上岸，有人落水

最终，本想进入软件工程专业的徐宇，被分到了一个自己从未设想过的专业：船舶与海洋工程（轮机方向）。两个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专业，竟也被归为一个大类，这是最初报考工科试验班的徐宇没有想到的。他所在的工科试验班，下设七个学院，包括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、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、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等。

“厚基础、宽口径”的招生模式，不止一次因专业跨度大而被诟病。2021年开始实施大类招生的中山大学，仅一年后，便因大类招生口径过宽，而不得不进行调整，公开信息显示，其材料类专业、土木、水利与海洋工程都被归入了计算机类。学生因信息不对称而埋下的隐患，都在专业分流时暴露了出来。

大一上学期，徐宇参加校内测试，成绩不错，排在300名左右，但是算上高考省内排名后，他掉到了中下游，处境被动。按照综合排名，徐宇被分进船院，并最终进入船舶专业。

徐宇一直觉得，分流政策让他很被动，甚至“毫无存在感”，因为“起决定作用的高考排名早已固定”。在得知无法进入软件工程专业后，他便失去了选择其余专业的热情，“就像一只飞蛾，跟着热门专业走，飞到哪算哪。”

进入一个没有期待的专业，挑战就像开盲盒一样涌来。从大类专业进入细分专业的同学，基础迥异，起跑点也不同。徐宇因为不擅长物理，在船舶专业“学起来很吃力”，在绩点排名制度下，冲击班级中间位都有困难。而他的同学中，有人出身高中数理竞赛班，大一的数理知识已经提前学过。在这种两极分化的学习环境下，徐宇战战兢兢，“再往上读，我可能本科都没法毕业。”

图 | 徐宇的船舶课资料

在混乱和迷茫中度过一学期后，严华也迎来了第一次“审判”。寒假伊始，学期平均绩点的结果一出，就给了严华当头一棒。他的绩点排名百分比为年级56%，在250名考生中排在140名，这几乎宣告了他已告别热门的建筑专业。

进入大一下学期，严华决定调转航向。既然分到建筑学的希望渺茫，不如及时止损，“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专业”。最终，他将目光锁定在城市设计专业，毕竟“就业前景不错”。

作为“后进生”的严华再次出发，即便占比60%的绩点成绩已经无力回天，但为剩下40%的综合成绩依然可以拼尽全力。最终，他以前110名（总250名）的成绩进入城市设计专业，“一切不算太好，也不算太糟。”

图 | 严华的艺术造型课堂

在这场分流之战中，有人落水，就有人上岸。即便在同一所学校，同一个大类专业，成绩依然可以将他们区隔开来，遥遥相望。

陈曦就是那个站在岸上的胜利者。大一期末考试结束后，陈曦忐忑地点开成绩查询网站，当看到自己许多专业课都接近满绩点时，久悬于心的石头终于放下了。不久，分流成绩排名出炉，陈曦如愿进入新闻学专业。

然而，陈曦的同学晓雨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她被分进了编辑出版学。看到分流结果的一刹那，晓雨哭了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交待——当初说是考进了新闻学，过了一年怎么变成了编辑出版学？同时她也担心，进入了编辑出版学，是否会被认为学习不好？

那几天，晓雨满脑子都是转专业的念头。但在编辑出版专业上过一阵课以后，她发现“做书也很有意思”，失落的情绪很快消散了。晓雨这才醒悟：“其实我对新闻学的兴趣，并没有到非它不可的程度，当初想读新闻，一方面是觉得随大流总没什么损失，另一方面也是想证明自己成绩不错。”

在分流中失利的徐宇，也想过在大二转专业，但是转专业的限制条件很多——热门专业不仅需要成绩足够优秀，还需要通过面试和笔试的层层筛选。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后，徐宇内心更加坚定，“以后不会从事本专业的工作”。他决定，先熬完四年本科，再跨专业考研或出国留学，目标仍然是软件工程专业，因为“喜欢编程带来的成就感，程序员的工作收入也更可观。”

然而，四年时间并没有那么好“熬”，徐宇没少经历迷茫的时刻。大二上学期，徐宇的化学通修课，只拿了2.0绩点，拉下0.05-0.06的平均绩点。在他看来，化学课无论是跟自己就读的船舶专业，还是跟自己理想的软件工程专业，都毫无关系，但绩点波动会影响毕业，他不得不重修这门课，“从个人发展来看，这毫无意义。”

曾经，徐宇以为“上大学比高考轻松”，如今，他再也不相信这样的话了。“高中即使期中、期末考砸了，也没多大关系，而大学每学期的两次大考都会被记入档案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

无法停止的狂奔

进入新闻学后，陈曦时常为新闻学生的身份感到自豪。同学听到他分流进了新闻学，都夸他成绩不错；就连社区居委会听说他是学新闻的，也找他帮忙写告示，还会送他盒饭。有时候，陈曦忍不住自我怀疑：“我到底是因为新闻学而自豪，还是因为新闻学代表的排名而自豪？”

顺利上岸后，陈曦很快遇到了新的问题。由于奖学金、保研、出国留学等都和绩点挂钩，而成绩排名靠前的同学又都集中在新闻班，新闻专业的竞争就变得异常白热化，成了“卷中卷”。

在新闻班第一学期某门课的期末考试中，陈曦考了85分，原本心满意足，没想到同学们的成绩都集中在80-95分之间，陈曦仅仅获得了2.5绩点。忿忿不平的他去评教系统里留言：把我们按照成绩分流摆在一起，再继续按照排名算绩点，真的合理吗？

陈曦回想起高考前的“疯狂岁月”，虽然学习紧张，每周还能抽出时间打网球。但自从进了大学，他不仅没有参加任何社团，也放弃了弹琴的爱好，因为现在“心态变了”。“专业分流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奔跑，0.01的绩点波动都可能把我踢出保研名额”，这让他变得相当敏感，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， “我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。”

图 | 陈曦被搁置的吉他

脱离了分流的梦魇后，严华 “不再那么患得患失了”，但眼下，他仍然逃不掉对绩点的追逐，“之前用它来分流，现在用它来保研。”

回看曾经穿越过的分流迷雾，严华说：“我们之所以如此焦虑，也许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努力学习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——高考，但是高考之后呢？”

在徐宇眼中，大类招生“就是学校的一种招生手段而已，但学生却可能被分进不喜欢的专业”，“对顶尖学生来说，是否大类招生没有任何区别，但对中下游的学生而言，从进入大类专业开始，命运就已经注定。”

即便如此，徐宇还是想为自己的命运搏一搏。为了跨专业到软件工程，他开始自学编程，兼顾两个专业的学习。为了完成船舶专业的学分，他周末的时间都被排满，经常凌晨一点还在画图、建模、刷练习题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在网上自学编程、软件和第二外语，为跨专业早做准备。

埋头奔跑间，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出门散步是什么时候了。

*文中受访对象信息有模糊

撰文 | 魏诗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