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中国人逃走后，在国外买了一座岛。该岛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每当提起康有为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晚清的强国变法。他是当时革命保皇派的典型人物。他一生多次参与维新请愿，遭受流放和暗杀。他也因此流亡海外。时至今日，历史教科书上仍对他赞誉有加。可以说，康有为的一生非常浮夸，他的变法是后人认识他的典型标签。

说到这里，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：

也就是康有为逃亡海外时走遍了世界各地。不久之后，康有为来到了北欧国家瑞典。他发现这个地方不错，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于是他自掏腰包购买了瑞典小岛——沙丘巴登岛。而且，他还在岛上修建了一座中国式花园，并命名为“北海草堂”。如今，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，这座花园已经变得破败不堪。为了纪念，后人将这里命名为“康有为岛”。

事实上，作为一个改革家，康有为有一个远大的理想，那就是成为皇帝的老师。然而，与他的理想不成正比的，是他腹中的墨水和知识。所以，未来的皇主心里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。改革前，曾有人劝他：“我们必须先培养一些这方面的人才，然后再进行改革”。然而康有为却不同意。

他认为，当前形势如此紧迫，先搞教育再搞改革已经来不及了。他甚至觉得改革是一件很快的事情。只需三年，新法就能自立，学习欧美先进文明只需要几秒钟。自古以来，像康有为这样胸怀大志的文人维新家不乏其人。事实上，可以说大多数文人维新人士都是如此。谈到改革，他们的想法总是出奇的简单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往好了说是一种洒脱的浪漫，往坏了说就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浪漫。

光绪帝也许是真心想让国家强大，所以不顾自己身陷囹圄，致力于重用改革人才。不幸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位三心二意的改革家和皇师。这位皇主只知道改革刻不容缓，知道可以向欧美学习，却不知道他的皇主没有实权，也不知道朝廷的实际情况。在政治上，他一团糟。最终，改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不仅逃到了海外，还害得皇帝和他的主人都被关进了监狱。

在漂泊海外、逃亡途中，康有为没有忘记自己的变法，依靠自己的努力游说变法，自强不息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过起兵救自己的帝主脱离困境。因此，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言语力量。对内，他任命自己的弟子为保皇会的骨干，以自己庞大的财力为诱饵，吸引会员。对外，他以“忠君救国”为口号，阐述救国大计，从心底鼓动。海外华人捐款救国。

就这样，一边吹一边吹，社员们都认为华侨有钱了，华侨甚至认为胜利只需要几分钟。结果双方都很兴奋，一个想着赚钱，一个想着赢。

这种改革热情是好事，但不切实际就是大问题。康有为有一个弟子叫梁启超，也是历史教科书上经常提到的先进思想家。他曾对主人的种种行为提出担忧，认为：“我的主人太不现实，思想太模糊。” ，太牵强了。”

但尽管如此，梁启超作为一代维新派、康有为的弟子，在维新的具体行动中也只能继续贯彻师傅的老路。于是，他对战友们说：“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吸引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海外华人的捐款。”就这样，大家很快就做好了准备。当同事过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，梁启超的头脑并没有过热，头脑却很清醒，他先给了这次行动的效果回扣。

他觉得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，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他还没有准备好。于是，他又开始忧心忡忡：“现在海外有钱有能力贡献力量的仁人志士都在等待起义的那一天，他们对起义的成功充满信心，然而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”起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。如果失败了，怎么向世人交代呢？”然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却没有这个担心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都是小事。

救皇帝只是小事，救天下却是大事。他的终极理想是大同。所谓大同，类似于国外的乌托邦。这是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私欲、没有贫富、甚至没有种族、国家界限的理想世界。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世界。对于这个大同，大同只能算是一种理想。康有为应该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终极理想。

总体而言，康有为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改革家。 1898年的维新运动因他而开始，因他而失败。他找到了中国落后、被打的症结所在，但他想要的太多，太不现实。他曾经拉动历史的车轮，但反过来又把历史拖回去。

可以说，康有为的一生，在当时和后人的评价中褒贬不一。

称赞他的人称他为改革家：“广厦之首领是谁？南海老师康有为。他师从第三代公羊章，着有《清帝范》七篇。在性方面，他鼓励学长们着录，万木草堂立学术规矩“公理大同不能容孟子之仁”，贬者称其为保皇派，张秉霖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中多次批评其保守思想。

参考：